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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一个孩子的兴趣被一次次贴上“不务正业”的标签，当他的探索被“高考优先”的逻辑压缩到零——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责怪他“不愿学”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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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｜黄德初
责任编辑｜辛省志
2026年暑假，学生李睿回校看我。李睿在韶关的一所中学做实习教师，他发现，上课时，第一排有两三个同学没睡觉，但撑着脑袋，眼神空洞。“我们初高中时至少还有明确目标，这些学生很多是被动的，被推着走。”
他还讲起另一个同学的故事。那位同学去了家乡一所条件更差的中学当临聘教师。那些学生其实也有自己感兴趣的方向，但一直被家庭和学校打压。被迫放弃兴趣之后，他们就不知道该干什么了，考二三十分也不着急，因为内心自我赋能的火苗已经被压下去了。
这番话让我沉默了很久。我们总说“学生不愿学”，却很少追问：他们为什么不愿学？
当一个孩子连“在乎”的能力都被消磨殆尽，当他的兴趣被一次次贴上“不务正业”的标签，当他的探索被“高考优先”的逻辑压缩到零——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责怪他“不愿学”？更深层的问题在于，“不愿学”从来不是起点，而是终点。它之前有一长串因果链：学生不是天生不愿学，而是从“不敢学”一步步走到“不愿学”的。而“不敢学”的背后，站着“不准学”；“不准学”的背后，又站着“不敢教”和“不准教”。这是一张网，学生在其中从“不准学”到“不敢学”，最终走到“不愿学”——不是没有兴趣，而是兴趣被碾碎后，连“想”的力气都没了。
让我们从末端往源头倒推。学生为什么不敢学？因为他想学的东西，往往不被允许。每个孩子天生都有好奇心。但当他第一次兴冲冲地说“我喜欢这个”，得到的回答是“这有什么用，能提分吗”；当他第一次在课堂上提出超出考纲的问题，得到的回应是“这个不考，别浪费时间”。他就学会了一件事：我的兴趣是不被允许的。反复几次之后，他就不敢学了。不是不想，是不敢。打压兴趣最高效的方式，不是禁止，而是让孩子自己否定自己的兴趣。当他从内心深处相信“我喜欢的东西都是没用的”，他就彻底放弃了探索的冲动。
学生不敢学，背后是家长不准学。家长的逻辑通常是：“我不是不让你有兴趣，而是现在不行。等考上大学，想怎么玩怎么玩。”这句话听起来通情达理，实际上是把兴趣和学习对立起来，把“现在”和“未来”割裂开来。更常见的是，家长直接给兴趣贴上“不务正业”的标签——看小说、玩游戏、研究昆虫，甚至问一些“奇怪的问题”，都是不务正业。在家长的价值排序里，只有一件事是“正业”：提分。
李睿举了一个例子。他大学有个山西同学，初中时很顽劣，经常旷课去网吧。但他玩的游戏没有汉化版，看不懂英文对白就必须学英语，结果他初中英语就很好，还被保送进了当地一所好高中，之后慢慢重拾对其他学科的信心。如果当初玩游戏被打压，他可能连这唯一的正反馈都失去了。家长不准学的本质，是用单一的价值标准去裁剪孩子丰富的精神世界。
但我们不能简单指责家长。家长不准学，背后其实是“不敢让孩子学”。在单一的高考升学模式下，任何偏离高考轨道的探索，都被视为风险。家长的逻辑很朴素：高考只有一次，一分干掉千人，我不敢拿孩子的前途去赌他的“兴趣”。这是一种理性的恐惧。在以分数为唯一硬通货的体系里，让孩子“凭兴趣学”，确实像是一场豪赌。不是家长不爱孩子，而是这个评价体系让爱变成了控制。
家长的恐惧有深层次根源——学校以高考为单一评价方式，同样不准学生凭兴趣学。升学率是硬指标，一本率、本科率，每一个数字都关系到学校的声誉和生源。在这种压力下，学校天然地把所有资源集中到高考上。任何与高考无关的活动，都被视为“浪费时间”。更隐蔽的是，学校通过作息时间、课程安排、考试频率等微观机制，把学生的每一分钟都填满，让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发展兴趣。这是一种结构性的“不准学”——它不需要明文禁止，只需要让你没有空隙。
学校的这种取向，直接导致了老师的“不敢教”。一个有抱负的老师当然想顺着学生的兴趣教学，但花一节课讨论超出考纲的问题，进度就落后了；鼓励学生写真正想写的作文而不是套作，分数可能反而降了。在以高考为单一取向的体系里，老师的教学效果最终用分数衡量。你课讲得再精彩，分数没上去，就是“教得不好”。偏离高考目标的教学是有风险的，这个风险只能由老师自己承担。所以很多老师选择了安全的做法：只讲考点，只练题型，只给标准答案。
杠杆官方开户老师的不敢教，背后还有一层更隐蔽的原因：学校有一种“不准教”的集体暗示。备课组统一进度，考试排名公开施压，评优评先看升学率。在这种集体暗示下，一个老师想“教点别的”，感受到的不是明确禁止，而是无处不在的氛围：大家都不这么做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这是一种软性的、文化层面的“不准教”。它比明文规定更有效，因为它让老师自己审查自己，到最后甚至会主动说：“这个不考，别浪费时间。”
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完整的图景了：社会、学校以高考为单一评价方式，学校“不准学”也“不准教”，老师“不敢教”，家长“不敢让孩子学”进而“不准学”，学生“不敢学”，最终学生“不愿学”。这不是某一个人的错。每个环节都是理性的：学校追求升学率是理性的，家长不敢冒险是理性的，老师明哲保身是理性的。但所有理性的选择加在一起，却产生了最不理性的结果——孩子最终连学习的欲望都没有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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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个山西同学的故事之所以珍贵，是因为它提供了打破循环的可能：当兴趣被允许、被引导时，一个“顽劣”的孩子可以变成“保送生”。但这样的故事太少了。更多的孩子，在“不准学”的墙壁上撞了几次之后，就安静地坐回座位，眼神空洞地看着前方。
当学生说“我不想学”的时候，他不是在表达态度，而是在发出求救信号。我们要做的，不是责怪他“不求上进”，而是顺着这条因果链往回走，看看究竟是哪一环，把一个原本充满好奇的孩子，逼到了“不愿学”的境地。
（作者系广州市华德学校校长、广东省特级教师、中学语文正高级教师。本文仅为作者个人观点，不代表本报立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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